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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老地图感受广州城市空间的历史拓展

时间:2020-09-15 03:55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广州府境之图此图选自《永乐大典》卷一,是目前能查看到、最早反映广州城布局的地图之一,为研究宋元明初广州城的变迁提供了珍贵的图形资料。

  最新广州市马路交通图民国三十五年(1946),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品。该图详细描绘了市内主要街道和马路,已建成马路用实线表示,将建成马路用虚线表示。附有长途汽车交通线路表。

  羊城山水形胜图清光绪十八年(1892),梁友石绘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品。这张图使用了中国传统地图绘制的山水形胜画法,用山水画艺术形式展现了晚清广州城内外的情况。与早期的地图不同的是,这张图除了用暖色调表示中国式寺庙、衙署、学宫和炮台,还用冷色标出被认为是属于西方的事物,如沙面的洋楼、圣心大教堂、火轮船等,反映出晚清的时代变化。图中,珠江上舰船往来,疍艇密布,还有十条龙船!现代与传统互相交错,讲述着航运时代广州城商贸繁华的场景。

  最新测绘广州市面马路区域全图光和眼镜公司制,该图反映了20世纪初广州拆城墙建马路的状况,图中详细标明各街道和马路,其中旧日马路、现筑一百英尺马路、现筑八十英尺马路涂以黄色,预辟二期马路涂以红色,并且在图右注明由市政公所规定开辟二期马路各线路的尺寸。标有第一公园(今中央公园)、旧(今中山纪念堂附近)、省议会(今广东革命历史博物馆)等,并绘有旧城墙。因为这张地图是光和眼镜公司的赠品,所以还特别标明了公司下属各店铺的所在位置,并附有该公司的广告语--多先进的营销理念啊。

  广东香港明细地图日本大正十一年(1922),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印制,梁基永先生藏品。

  广州城市全景图43.5×34.5cm英国伦敦Delin绘制,铜版画手工套色,梁基永先生藏品。此图为广州未向外国人开放之前所绘制。由于道光初年广州城不对外国人开放,故此外国人只能在西关和河南活动,对宏大的广州城感到非常好奇。此图在河南船只的桅杆上远眺广州城所绘制,从图上可以看到,广州城的布局非常壮大,所以英文称为“大城市”(great city),从图上看,城外河边还是一片荒地,城中可见光塔和六榕塔等地标建筑。此种图供外国人了解广州这个唯一开放的口岸所用,绘制时间应该不晚于道光初年。

  六脉渠图69×57cm清同治九年(1870年),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品六脉渠是指古代广州古城内六条排水大渠,这六条大渠是按照城区地形而修筑建成,多利用古代干谷地、小河溪,在濠池淤塞后,加以疏浚而成,故有“古渠有脉,渠道于濠,濠通于海”之说。古渠兼有排水、航行之便利。六脉渠最早形成于宋代,明、清均有重疏、修治,或循故道,或辟新沟,成六大渠。六脉渠在各代均有差异,此图详细标注了清代环城东、西二濠、六大渠及城墙,并详细标明了城内街道情况。

  广东省城内外全图(河南附)190×160cm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F. Schnock绘制,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品。该图由德国营造师舒乐(F.Schnock)绘于光绪三十三年 (1907)。图中地名中英对照,且极为精细地描绘了街道、马路等,珠江上标有各码头以及河床航道的深浅。与早期的广州地图相比,该图把石围塘、花地、芳村,河南、大坦沙、罗涌围新开发的街区、工厂情况纳入地图之中,反映出晚清新政以来广州城市空间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发展过程。

  广东省城图清光绪年间,石印,梁基永先生藏品由图中标出广雅书院、钱库推测,成图时间应该在十九世纪90年代,该图绘有较为详细的街道名称,并有中英文双语标注。

  7月3日,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联合主办的“图说广府·广州老地图展”在省立中山图书馆开幕。此次展览将延续到7月15日,展出地图50余件,其中明代地图2幅,清代地图7幅,民国时期地图28幅,解放后地图20幅,时间上跨越了570多年。从这些老地图里,观众可以直观地看到数百年来广州从城墙高筑到拆墙开路的历史巨变,领略到广府地区在时空变化中的轨迹与变迁。

  展览的主办方之一,广东省广府文化研究会秘书长廖伟阳介绍说,这是研究会6月17日正式成立之后的首个大型活动,是“广府文史考”系列活动之一,此后还计划在广府文化覆盖的其他城市举行类似的老地图展。地图是空间信息的载体,老地图展是一部记载城市发展的演变史。在展览开幕前的预展中,两千多民街坊来看了展览,有的老人家在展厅里停留超过6小时,想找到自己童年时居住过的街道,还有市民看了展览后回家找出收藏的老地图,带来展厅现场捐献,效果很好。据省立中山图书馆副馆长倪俊明介绍,这些老地图已经结集为《图说广州文脉》,由广东地图出版社出版。

  倪俊明曾做过《广州城市空间的厉史拓展及其特点》的专题研究。他告诉信息时报记者,城市空间是一个城市经济、文化、政治等活动赖以进行的基础,此次展览的一个重要意义是可以印证广州城市空间的拓展历史。

  倪俊明告诉我,广州城建于秦代,当时称作任嚣城,自东汉步鹭重建后至唐初均无扩城的记载。由于当时城垣的功能以保护官衙为主,商业多在城外,故城垣范围均很狭小。北宋时期在今芳草街、文明路一带修建了东城,今人民路、大德路一带修建了西城。南宋时期,随着广州外贸日益发展,城南沿江岸一带逐步形成略具规模的商业中心,因而有必要建城加以保护,因而修雁翅城直抵珠江边。元初曾将广州东城、西城拆毁,后行修复。然而,据青年收藏家、此次展览的展品提供人之一梁基永介绍,由于当时地图属于国家机密,拥有舆图就相当于拥有四海,所以地图一般由官方而非民间测绘,也没有大量绘制供普通人使用,因此数量很少。再加上年代久远,我们今天很难看到。

  幸运的是,反映广州城的第三次扩展时期——明代的地图,在这次展览中可以看到。明城包括老城和新城。老城由宋、元三城合并扩建而成,北跨观音山( 今越秀山) 上,抵今越秀公园内的镇海楼及其旁的镇海路、盘福路和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东、西门之间的干道, 南临今文明路、大南路和大德路, 东至今越秀北路、越秀中路, 西界今人民北路南段和人民中路。老城周长二十一里, 有城门8座:东有正东门、西有正西门,南有定海门(也称小南门)、文明门、正南门, 北有大北门、小北门——今天许多街道的名字,就来自此时。由于老城以南的新淤地, 商贾云集,而无城垣防卫,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又在宋雁翅城基础上建成新城。选自明《永乐大典》卷一的《广州府境之图》,是目前所能看到最早反映广州城布局之一的地图,从这张图上可以看到明代广州城北半部为行政中心,大量官衙集中于惠爱街(今中山四、五、六路)以北,沿江一带为繁盛的商业区。到了清代的地图中,就可以看到西关从明代的农田逐渐形成十八甫商业区,位于珠江南岸的河南地区在清代也得到进一步的开发。从这些变化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城市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

  至清代末年,广州城垣的西、南、东面的大片近郊地区,已得到较充分的开发,成为附廓城区。清末粤海关的报告中声称:“城郊每年都在向四周田野扩展,从前的郊外僻静之地,现已成为闹市。”城郊的这种发展变化,为民初广州市区的确定奠定了基础。

  倪俊明的研究表明,伴随着近代以来广州城垣周邻地区的不断开发和拓展,原广州城垣内也逐渐产生了新的变化,近代的市政设施也渐次在广州老城出现。光绪末年,珠江沿岸建筑了长堤,并辟建了新式马路,开广州街道改良之先河。城墙是传统封建城市最明显的象征, 也是划分古代城市与近代城市的界线。随着近代经济、军事的发展,人口的聚集以及城市内部的繁荣, 城墙已失去其防卫功能。它不但影响了原城垣与城郊的交通联系, 而且也妨碍了城垣内市政设施的发展。

  辛亥革命后,广东军政府在进行政权建设的同时,也把拆毁城墙,开展城市建设工作,作为其施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1918年1月17日晚,广州城南永汉街发生火灾,附近数条街道64间房屋被焚毁。广州当局乘机拆除永汉门和受灾邻近地段的一些房屋,修成永汉马路。这是广州市第一条马路。同年10月,广州市政公所成立,整个市区行政区域统一规划,为了发展公共交通,拓展市区,市政公所以拆除城墙为首要任务。此后广州市政建设取得了不少成就,广州旧城区的许多重要马路都是在这一时期规划和命名的。这段城墙拆除、马路修建、老城区全面改造的过程,也从民国时代的这些老地图中得到印证。到了民国三十五年(1946)绘制的《最新广州市马路交通图》里,市内主要街道和马路已见雏形,还附有长途汽车交通线路表。

  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曾应枫,在开幕式当天作为一名普通街坊来到了展览现场,她从上世纪中叶就居住在大沙头,于是特别留心一张《广东省城大沙头地势及建筑计划图》。在这张图上可以看出,当时的大沙头还是一片荒岛,与陆地不相连接,地价非常便宜,这里虽然在1914年就开始规划开发,其实直到1955年的航拍地图上,岛屿东部仍然是田野,谁能想到如今的大沙头已经是城市中心繁华区了呢?

  与此相似的还有《改良越秀公园计划图》,反映的是民国对越秀山的整体规划,许多现在山上的著名景点,就是源于当年的规划。

  建国后的地图是不是因为年代较近,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呢?也不是这样的。此次展览的另一位展品提供者、青年收藏家沙志仁主要提供了1949年之后到改革初期的地图,他说:“在今天看来,建国后的地图可能还不是文物,但应该提前对它进行收集研究。在这些地图里,可以清晰看到广州城新的发展趋势,和时代的印记。”包括了50年代地图中突出一时的“中苏友好大厦”、随着珠江南岸工业发展,出现的新跨江大桥珠江大桥、人民桥,前者还曾为羊城八景之一;60年代的地图因为政治运动风潮而出现大量革命的新地名;70年代中,广州火车站开始在地图中出现,初期每日只出发和到达列车35对;解放初期,广州的公共交通仅有10条市区线路,到了改革开放初期,已经有了36条市区线年代,大量出现十分便捷的交通图,其中1957年的《广州游览图》是最早一幅广州旅游地图,中间是市区交通图和名胜景点位置,周围还有33幅风景画片介绍50年代广州的新旧风景名胜。这张地图被制成明信片作为此次展览的纪念品,得到来参观的市民们的热情追捧。

  出版物总是带有浓烈的时代印记,六七十年代的地图,因为政治运动的兴起而印上了毛主席语录。比如一张1967年的地图,赫然印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年轻人看到之后会迷惑不解:地图和星火燎原有什么逻辑关系呢?但那就是当时社会状况的真实写照。

  《信息时报》的社址如今在客村立交附近,于是我特别留心在地图上寻找这一部分。不仅民国以前的老地图上不将这里纳入测绘范围,直到1974年的一张地图上,客村还只是新港路上的一个地名,广州大道还没有出现在地图上,今天繁华的珠江新城更是一片空白。这时你不得不惊叹,城市发展的加速状态,在这些老地图上得到了最直观的记录。

  由于珠江沿岸新积滩地的不断扩大,清顺治四年(1647)又在明新城南面、东面两侧直至江边增筑两翼城,也称鸡翼城,以保护沿江商肆。至此,广州城垣基本形成北卧观音山(今越秀山),南临珠江,东、西隔护城潦涌的固定格局。

  关于这道明清两代一直保护着广州的城墙,有一张有趣的地图《广州城市全景图》。这是一张手工套色的铜版画,是梁基永的藏品。梁基永介绍说,这张图的绘制时间应该不晚于道光年间,由于道光初年广州城是不许外国人随意进入的,外国人只能在西关和河南活动,对宏大的广州城感到非常好奇。此图在河南船只的桅杆上远眺广州城所绘制,从图上可以看到,广州城的布局非常壮大,所以英文称为“大城市”(great city),从图上看,城外河边还是一片荒地,城中可见光塔和六榕塔等地标建筑。

  这张图严格来说不是地图,只是供外国人猜想广州市区景象的版画而已,但梁基永也曾在一次拍卖的预展上,看到过一张绘于这一年代的外国人绘制的广州老地图。展品的主人介绍说,当时绘图的外国人雇佣了许多中国人,进入城中分片绘图,每走到一个标准点,就竖起一根绑有红布条的长长的竹竿来,让城外船桅上的外国测绘师可以定位,用这样的办法,拼成了整张地图。“当时那些外国人对广州城的好奇,让人很感动。”梁基永说。

  用梁基永的话来说,外国人对广州这个城市太熟悉了,以前能来的地方对外开放就是广州,所以广州就有很多外国人来主持做的地图,这一点比起其他城市有一点不同。

  1840年以后,外国人画了不少广州老地图。德国营造师测绘的《广东省城内外图》,当今存世仅有两张,其中一张存于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图中广州城区街道之详细,可称精美绝伦。这次展览就以这张地图的扩印版作为展览的迎门图片。该图由德国营造师舒乐(F.Schnock)绘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图中地名中英对照,且极为精细地描绘了街道、马路等,珠江上标有各码头以及河床航道的深浅。与早期的广州地图相比,该图把石围塘、花地、芳村,河南、大坦沙、罗涌围新开发的街区、工厂情况纳入地图之中,反映出晚清新政以来广州城市空间向周边地区扩展的发展过程。梁基永说:“从这个图可以发现,广州已经开始向东扩展,跟今天城市的扩展方向完全一样。”

  但当时,许多国家测绘广州地图是带有军事目的的。广府文化研究会的工作人员介绍说,比如1860年左右,英国测绘及印制的《香港至广州水道图》就明显具有军事用途,与第二次中英战争有关。梁基永藏品中一张测绘于咸丰七年(1857)、印制于1907年的《广州珠江口地图》,标示了从虎门到莲花山一带的水道地图,这是英国人主持测绘的珠江水道全图中的一幅,铜板印刷。梁基永介绍说,这张图最值得注意的是,大部分岛屿、河涌的地名都被取了个英国人的名字,不难看出暗示了某种意图。

  此次展览中有一张绘于清同治九年(1870年)的《六脉渠图》,是省立中山图书馆的藏品。六脉渠是指古代广州古城内六条排水大渠,兼有排水、航行之便利。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陈忠烈感慨地说,六脉渠最早形成于宋代,明、清均有重疏、修治,在明代,就已经用竹管引白云山水到广州城中了:“广州人明代就享受自来水,这真的不得了。他的水涌都是通的,六脉通海。我们现在都是断头涌,你分段治理,效果怎么样呢?看看这些古地图,可以反思我们的城市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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